2023十大考古新发现专访｜甘肃礼县四角坪：秦人故地“奇特又美丽”的空房子为秦始

　　礼县普通市民得知这一重大发现之后，“很多人都很好奇，他们结伴而来，都想一睹四角坪遗址的风采。传说也多，一会传说四角坪出土了金鼎了，一会又传四角坪是秦始皇的行宫。” 四角坪遗址发掘项目负责人侯红伟说。

　　“1993 年春天，西汉水流域大堡子山一带，盗掘古墓的活动非常猖獗。我第一次来这里采访，点了一下有 6 个洞，时隔不到一个月，满山遍野千疮百孔，大约有 64 个洞，当时最多的一天这一带盗掘古墓的农民 2400 多人，波及到全县 18 个乡镇、56 个村，整个大堡子山群众来盗墓的有一些带着铺盖卷、拿着锅碗瓢勺，当地就餐，晚上都是灯笼火把架子车，一家有时候有五六口人参加盗墓。”

　　1993 年 6 月 20 日，《中国青年报》发布了时任《甘肃日报》驻陇南地区记者祁波的《古墓悲歌》。经年累月，礼县不可胜计的文物遭洗劫一空。骇人听闻的猖獗盗墓，激起轩然大波。

　　流散海内外的文物，有自铭“秦公”者，如秦公簋、秦公壶、秦公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院长曹玮曾评价：“（20 世纪）甘肃文物考古有两大发现，一是敦煌藏经洞，二是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

　　2006 年，大堡子山从狼藉之中清理出两座秦公大墓，其中，一座全长达 115 米，随葬七鼎（被盗失两鼎），被认为是秦国建立者秦襄公之墓。大堡子山遗址获评当年“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

　　礼县，乃秦人圣地。从秦人祖先定居西汉水西犬丘（在今甘肃礼县）到秦德公迁都雍城（在今陕西宝鸡），二三百年间，秦人多以礼县为根据地。而自秦德公居雍城到秦孝公迁都咸阳，凡327 年。

　　2009 年，时任礼县博物馆馆长给考古队报告发现秦汉时期云纹瓦当、筒瓦、空心砖等残片，在郊外山顶上捡到。那座山顶极平坦，距离礼县县城东北角不到半小时车程。这座小山，就是四角坪遗址所在地，距大堡子遗址仅 5.5 公里。一块普通的秦汉瓦当残片，开始吸引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开始注意四角坪。

　　此后，在勘探过程中，四角坪遗址曾因所在的地理位置被认为是“秦汉时期的军事瞭望及防卫遗址”，后依据两堵夯土墙也有人推测为“战国至秦代的一处早期城址”。

　　直到 2020 年，考古队经正式大规模发掘出土了云纹瓦当、地砖、壁砖等建筑构件，揭示出一处中心对称、格局宏大的大房子。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四角坪遗址发掘项目负责人侯红伟说，“当遗址全貌揭露出来时，它的宏大规模和气势让人震撼。如此规模又布局规整的建筑，实为罕见。”

　　礼县普通市民得知这一重大发现之后，“很多人都很好奇的，他们结伴而来，都想一睹四角坪遗址的风采。传说也多，一会传说四角坪出土了金鼎了，一会又传四角坪是秦始皇的行宫。”侯红伟说。

　　继大堡子山遗址之后，四角坪遗址因形制特殊、规模庞大的礼制性建筑入选“2023 年十大考古新发现”。一县两遗址入选十大发现，在甘肃独有，放眼全国也极为罕见。

　　依据出土的建筑材料，6 月 21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队长刘瑞指出，“若依发掘者的时代判断……这是一个‘动摇’秦汉建筑考古断代根本的‘重大’问题。”“既不能排除为战国建筑，也不排除为西汉建筑的任何可能。”“其性质，就所有的传世文献言，我们找不出它与始皇西巡有关的直接或间接的任何记述。”（《考古 2023｜秦汉考古：祀天理水，天下郡县都一统；整刊著述，四方薪火共传承》）

　　就祭祀对象，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认为，这是祭地的场所（《甘肃礼县四角坪遗址绝非秦人祭天建置》，2024.4.6）；早期秦文化考古学者、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梁云认为，这是史载的秦“人先祠”（人先即先人），用以祭告上天、祖先的祠祀（《论周至汉代宗庙形制的转变》，2023.3）。

　　回到考古现场，四角坪遗址引发如此争议、疑点重重，一大原因在于“空”。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博馆员、四角坪遗址发掘执行领队裴建陇指出，“这处建筑可能是仓促建成，或许未投入使用”。

　　文博时空邀请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四角坪遗址发掘项目负责人侯红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博馆员、四角坪遗址发掘执行领队、2024 年发掘工作实际主导者裴建陇，从建筑要件到功能推想，对比其与汉景帝德阳庙、王莽九庙、王莽明堂等建筑关系，回应这座可能出自大国工匠之手的奇特建筑引发的争议；同时，刨开秦汉历史灰烬，触摸礼县皇家祭祀香火，余温何以经久不散？

　　若一下雨，雨水哗哗落下，先积满中央的大水池。水流顺着水池唯一通往室外、向北而去的地下水管道，流入第一重院落。

　　院子四面围墙。墙下埋有地下水管道；墙两侧形成的迎水区和散水区，一个是“内八字”，一个是“外八字”结构。这和辽宁绥中县姜女石遗址（可能是秦始皇东巡在碣石宫所建行宫）的管道设计类似。

　　但是，只有部分管道正常埋入了墙下。四面墙下一些原本设计应埋入的管道，并没有出现，只在墙两侧形成迎水区、散水区。

　　“我专门把几处墙解剖了，都没发现管道。初步推测是建筑在完成后不久即废弃未经过验收，下水管道的缺失不是特意设计。”裴建陇说，“各种证据显示大房子是仓促建造。”

　　礼县属于温带性季风气候，夏季炎热多雨，偶有大暴雨。这栋占地超过 770 平方米的大房子，会进入很多雨水。

　　大房子最中央水池，呈正方形，边长 6.5 米——超过了两层楼的高度，残存高度不到 1 米（0.67 米）。

　　水池地面上，铺设了素面砖，纵横 20 排。对角线处的地砖被切割，以至于整个水池地面向中心倾斜，只要有一点水就会流向中央。水池墙壁上，有壁砖，用铁钉固定，“铁钉数量超过四五十个”，裴建陇说。

　　“目前看来，水池应是大房子的附属，而非核心。水池功能应放在整个大房子里来考虑，但有什么特别的内涵还不清楚。”裴建陇说。

　　与之相比，秦代建筑咸阳宫东北区的六号宫殿遗址，城址中最大的建筑遗址边长是 150 米，中心的残留高达 6 米多的夯土台基东西 49 米，南北 34 米；姜女石遗址（可能是碣石宫，曹操留下诗句“东临碣石，以观沧海”）1 号建筑，平面呈方形，边长 40 米。

　　打开手机指南针 APP，测它的方位，正南正北正东正西。而阿房宫、咸阳宫、碣石宫，这类用作居住的房子，地理方位都存在一定偏角。

　　大房子至少有两层。“从屋檐碎瓦片来判断，由近及远，残瓦片大小越来越细。越高处的掉落的摔得更碎。”裴建陇说。

　　大房子周围（四边、四角）环着第一重附属建筑。继续向外，是第二重附属建筑。附属建筑之间都有围墙连接。

　　四个方向布局结构一模一样，这也将考古工作变为一道“数学题”：只需在关键位置，某些点位进行发掘，就能揭示出建筑全貌。

　　其中，第一重附属建筑的转角，呈L状（曲尺形），两边长 50 尺，宽度约 20 尺——都是秦尺整数刻度（经过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秦标准成为全国标准）。

　　第一重附属建筑的边，有两座并置的夯土台，总长 80 尺（加上两台之间的空地），宽 25 尺。“今年最新发现，这两个方土台不是长方形而是凸字形的一个完整建筑。新发现四周的相对的长方形土台为凸字形，一组建筑有两个凸字形台基向对而成。”裴建陇说。

　　“在西边的第二重附属建筑之外我们又发现了一堵夯墙，包括夯墙两侧的瓦砾堆积。这一新发现是今年以来主要的收获。”裴建陇说。

　　虽然“精装修”，但屋子里未发现一件陶陶罐罐，也没有其他活动痕迹。“可能没有投入使用。”裴建陇说。

　　“山顶取水不便，风又大，不适宜居住。这肯定是一组礼制性建筑。”裴建陇说，“营建需要人工推平了整座山头，应该是国家级建筑，不是某个人或仅地方政府有能力完成的。在当时西汉水谷地，这是迄今所见最大规模、最的建筑了。”

　　“站在山顶感觉天近在咫尺，突然就感觉整个人像置身于一个缥缈空间，一切尽在脚下，尽在掌握。”侯红伟说。在平坦山头上，环顾四周，除了西部有一座略高的山峰，视野几无遮拦，平台如一只大乌龟趴伏在地，五个突触向外托起四角坪遗址。

　　北京大学教授李零评价：“四角坪遗址既奇特又美丽”（2023 年 11 月 4 日，近百位专家学者实地考察四角坪遗址）。

　　“四角坪遗址以中心夯土台（大房子）为核心，周围分布格局严整。这种守中体现了国家的一统性。我们判断遗址年代是秦代，此时正是国家由走向统一的重要时期。”侯红伟认为，“这座气势恢宏的建筑，展现了中国古代统一国家形成初期的风格和气魄，是中国走向‘大一统’历史进程中，国家祭祀制度大变革的具象载体。”

　　南北朝乐府民歌《木兰辞》，写花木兰替父从军故事。木兰凯旋之后在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面见北魏孝文帝，地点叫“明堂”。

　　明堂，曾是国家最高统帅行使权力的场所，有布政、教化、起居多重功能，集人们熟知的清太和殿和天坛等建筑功能于一体。

　　秦始皇在统一全国的次年，在渭河南岸建造了极庙（信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王贵祥曾指出，极庙性质相当于前世之明堂，为秦创立的属于自己的宗教礼仪建筑。

　　梁云认为，极庙的设计有吕不韦给秦始皇准备的施政纲领《吕氏春秋·十二纪》的影子——和王莽礼制大改革时的明堂设计同出一脉。

　　而前世之明堂，至少周代已经存在“回”字形的明堂外观设计的思想。天子的一举一动要做到应天时。一年十二月，依时起居，每月住在不同的房间。为了满足这个要求，明堂的中心建筑以“回”字形为基础。

　　“四角坪遗址在设计上参考了明堂。”裴建陇说，“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我认为四角坪遗址是一处明堂式外观设计，但性质为宗庙祭祀的建筑。”

　　“我倾向于认为，这是一处和宗庙祭祀相关的场所。”这是四角坪发掘团队对遗址性质的基本认识。“其他学者或许另有观点。辛德勇先生就不认为是宗庙祭祀，理由是宗庙祭祀不可能在一个山头上。后来的宗庙祭祀建筑在陵寝旁等。当然，四角坪遗址也不是礼县西汉鸾亭山遗址那类用于祭天的建筑。”裴建陇说。

　　“秦二世登基诏书”里（前 209 年），将极庙改为了秦始皇庙，祭祀这位至高无上的君主。本为明堂的秦始皇庙（极庙），成为后来宗庙外观及结构设计的原型。梁云认为，“秦二世元年的宗庙改革，是周至汉代宗庙形制演变的转折点，也是新旧两种宗庙制度的分水岭”。

　　有学者认为，汉阳陵旁的“罗经石”遗址正是祭祀汉景帝的德阳庙，也就是陵庙（已确认是一座大型的礼仪性建筑，性质仍然存在争议）。

　　王莽时期兴建的“王莽九庙”遗址已发现，位于长安城遗址南郊，包括12座形制类似的回字形建筑遗址。

　　自秦二世革新宗庙建筑设计，至此，南郊“王莽九庙”和王莽明堂（辟雍），两种性质不同但设计同出一脉的建筑，比邻而居。

　　四角坪遗址若是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的次年（二十七年）建成，为西巡而准备，那么极庙和四角坪遗址出自同一年。裴建陇说，“这说明当时仿明堂式外观设计的建筑，可能出现了不止一座。”

　　值得注意的是，四角坪遗址（中心建筑大房子）的边长 120 尺，而西汉“罗经石遗址”、“王莽九庙”中心建筑的边长都是 240 尺（54～55 米），刚好一半。

　　晚清名臣邓廷桢有诗云，“碑版渐难求宋拓，瓦当差可认秦灰。”四角坪遗址是否和极庙一样，开宗庙建筑形制之先河，取决于其瓦当是否能断为“秦”灰？

　　6 月 21 日，刘瑞在其文章中指出“公布的该遗址出土建筑材料看，（四角坪）遗址最少出土了 3 种特征差异明显的云纹瓦当，其纹饰的复杂程度，甚至超过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简牍发现所证明的从战国晚期一直延续到秦二世时期的秦始皇陵的出土瓦当。”

　　四角坪出土的板瓦和瓦当从形制来看，年代下限能到西汉早期。侯红伟认为，“那么，是否有可能（四角坪所见云纹瓦当形制）西汉早期开始兴盛，而出现的时间更早一些？秦代作为‘大统一’帝国仅存 15 年，非常短暂，但也是有可能的。我们普遍认为是西汉时期的断代‘标准器’，现在看可能会出现得早一些，西汉早期只是它的繁荣期，不一定是产生的时间。”

　　侯红伟说，“考古就像是破案，有时候证据非常充足。但在证据不足时，我们就需要结合各方面因素综合判断了。对于出土建筑构件的时代研究，除了考古类型学和科技检测外，还要结合大的时空背景综合考量。”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完成全国大一统的次年，公元前 220 年（秦始皇二十七年），西巡“陇西、北地”。

　　这意味着，留给建筑的营建时间非常短，不超过 2 年。若果真如此，则可以为四角坪遗址有多处为赶工期而仓促营建的迹象找到可能解释。

　　6 月 18 日，央视报道，秦会稽郡治所确定，考古发现位于苏州市姑苏区金城新村遗址周边。首批文物正式向公众开放。

　　在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二十五年）设立会稽郡前，这里曾是楚国黄歇封地的春申君城（吴墟）。

　　秦始皇最后一次东巡到会稽郡，项羽同叔父项梁赶来看热闹见到秦始皇，发出了那句：“彼可取而代之。”

　　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所长程义介绍，“经过对秦会稽郡治的建筑材料的对比和研究，专家们发现和远在 1700 公里之外的礼县四角坪遗址秦代祭祀建筑的瓦当的形制、大小、制法、纹饰完全一致。”

　　这意味着，秦统一尽管只有15年，但是“大一统”王朝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不但在文字、交通、度量衡方面做了统一的规定，秦地的建筑构件形制可能作为官署“标配”，传播到了遥远的江东之地。

　　梁云负责发掘的礼县鸾亭山遗址出土了 20 余件“长乐未央”瓦当。鸾亭山遗址，确认是一处西汉时期（可能是汉武帝时）的祭天遗址，并为寻找秦人祭天的“西畤”提供了线索。

　　四角坪遗址和鸾亭山遗址紧邻，相距仅 4.5 公里，前者规模更大，形制更加特殊，却没有出土一件汉代皇家高等级建筑才使用的“长乐未央”吉语文字瓦当。

　　“四角坪全是普通的云纹瓦当（菱格、方格）。”裴建陇说，“鸾亭山都能出土‘长乐未央’的瓦当，若真同为西汉建筑，怎么四角坪就没有出？而且瓦当等建筑材料和秦始皇陵采用的很相似。”

　　汉水、西汉水都发源于陕甘交界的嶓冢山。西汉水发源于西侧，故名之。西汉水自东向西流经今礼县县城，之后向南转折，穿过秦陵群山，汇入长江支流嘉陵江。西汉水上游属于黄土高原，携带大量泥沙滚滚南下，流经礼县形成了河谷地带——多山少川的一处狭窄的先民栖息地，并拥有可供发展商贸的盐业资源。

　　早先，居东夷之地（今山东一带）的商人部落一支，因参加了西周初年的“三监之乱”，周王室为分化商人将一支西迁，最终和戎人杂居于西汉水谷地（犬丘）。

　　受王室征召，非子离开世代居住的西汉水谷地（犬丘），为周人养马，被周孝王赏识，封于“秦”邑，并赐姓赢。

　　西迁来的秦人祖先作为“少数派”，在西戎部落异族环伺的环境里，无异于夹缝中求生存。奉周王室之名伐戎的秦仲被杀。留在犬丘的秦人祖先大骆与其他后裔的族人，被西戎部落屠戮。

　　周王室继续扶持秦仲的儿子秦庄公，并拨给七千兵马，册封为“西垂大夫”。此前，秦仲生前被封为大夫，秦人第一次跻身贵族行列。秦庄公收复了犬丘并都于此，最后在与戎人作战的途中死亡。

　　目前揭示的秦人从早到晚发展序列的完整性，在东周列国考古中首屈一指。以礼县为重要据点的早期秦文化与西戎文化考古项目组（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历经北京大学教授赵化成、梁云、侯红伟三位负责人，考古发现早期秦人在西汉水谷地的礼县的三个中心活动区域（三大遗址群）：“六八图——费家庄”“大堡子山——圆顶山”“西山—鸾亭山—石沟坪”，彼此有一定独立性的大遗址群，共 38 处早期秦文化遗址。

　　秦的早期都邑西犬丘，应该在这三个中心之一。侯红伟认为，西犬丘（或“西垂”）很可能与西山遗址有关，也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秦故城。

　　周在西垂的代理人——秦，无法抵挡西戎进攻。陇山以西、关中尽被西戎、犬戎占领。“烽火戏诸侯”故事主角周幽王，身死国灭。

　　秦襄公化危为机，扭转了秦人命运。司马迁总结，“秦起襄公，章于文、穆、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

　　在礼县大堡子山遗址发现的两座秦公大墓，侯红伟认为，墓主可能是秦襄公、出子（宪公之庶子）。大堡子山遗址推测可能为秦人早期都邑“西新邑”，秦宪公曾居此地。

　　襄公之后，秦文公驱赶西戎出境，接收了周人关中西部的地盘，迁都至“汧渭之会”。此后，西汉水谷地成为秦人故都所在。

　　“先王庙或在西、雍，或在咸阳”（西，指西犬丘），西汉水谷地成为重要的祭祀地。《封禅书》记载：“西亦有数十祠。”至少有“数十祠”分布在西犬丘。

　　秦襄公在西犬丘设立了西畤，是秦人立的第一个祭天场所，祭祀白帝。因白帝乃西方之帝，秦得白帝保佑以立国。“畤”（zhì），是秦国祭天地点的专用名词。

　　除了西汉水谷地的“数十祠”，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汇总全国各地立过共 200 多个“祠畤”，这是秦代主要的祭祀场所，类似后来的坛、庙。

　　第一次“巡陇西、北地”返回故土，其余四次均向东而行。200 多处“祠畤”，不少是他沿途必须到访的目的地。

　　在秦代祠畤里，西方最重要的要属秦的雍四畤（鄜畤、密畤、吴阳上畤、下畤，祭白、青、黄、炎四帝）。东方最重要的是齐地的传统信仰八主祠（天、地、兵、日、月、阴、阳、四时）。

　　“吴阳下畤”，可能是吴山遗址。对秦人来说，最重要的吴山在今陕西宝鸡，东邻汧水。秦代立吴山为“五岳”之一，秦惠文君六年（公元前 332 年）时才从魏国纳入的华山。华山是秦东大门。

　　后来，自隋代封天下“四大镇山”，含西镇吴山（宋代形成“五镇”），地位仅次于“五岳”，为历代帝王加封祭祀的名山。

　　“吴阳上畤”，可能是血池遗址，坐落在雍城（今陕西凤翔）郊外的雍山（鸿冢）。血池遗址曾列 2016 年十大考古新发现，出土过“上畤”“下祠”陶文的瓦片。

　　此外，华山以西还有对秦崛起有象征意义的岐山，薄山（其主峰为秦岭第一高峰），鳌山（其主峰为秦岭第二高峰）。它们都是环八百里秦川，最具能震慑人心的高山。第七座西方岷山，象征着秦人向西拓展势力范围的终点。

　　秦人这套祭祀文化基本上系统被汉代继承，并且数量在持续扩大，直到王莽重整礼制（礼县鸾亭山遗址就是在这轮整治祭祀制度中遭废弃）。此后，首都祭天地日月、社稷祖宗，成为一项延续至明清的礼制传统。

　　放在秦汉盛行祭祀的大背景下，或能更深刻理解西汉水谷地对秦及汉的意义，体会四角坪遗址在所处时代的价值。

　　《2023十大考古新发现专访 郑州商都遗址书院街墓地：打破记录的高等级贵族墓，等级到底有多高？》

　　《安徽磨盘山遗址：以4000多年文化积淀，探问良渚的源头与边界｜2023十大考古新发现专访》

　　刘瑞：《考古2023｜秦汉考古：祀天理水，天下郡县都一统；整刊著述，四方薪火共传承》澎湃新闻，2024年6月21日

　　李零：《岳镇海渎考——中国古代的山川祭祀》，以《古人的山川》刊于《华夏地理》2010年1月号